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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,O2O互联网公司疯狂生长,到2016年归于平静。一个是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来到都市成为一名自如友家保洁员,一个是读书出来的“凤凰”在大城市成为一名程序员。他们都是远离故乡的客人,追求不同的目标来到北京。 因为一款O2O生活服务类App产生交集,各自发现另一个世界。
她是近两年如火如荼发展的O2O企业里最普通的保洁员,他是中国互联网数百万的程序员之一。 她认为他是“大人物”,他认为她“容易满足”。
他们是北京这座繁华都市里远离故乡的客人,一个是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,一个是读书出来的“凤凰”。循着不同的人生轨迹,他们都来到北京。
由于同一款生活服务类APP,原本属于不同阶层的他们,得以在现实中向对方敞开生活的一角,观察到北京的另一面。但很快,这种联系就中断了。生活仍然呈现出一些碎片。
拉勾网上有数千家O2O公司,我们选择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,记录在O2O行业的发展中,过去两年,那些被改变的和没有被改变的历史。
正文
刘春燕被指挥得团团转,出了一身汗。她小心翼翼问房主借了一把椅子,脚套上塑料袋,站上去踮起脚尖,擦墙最上面的灰尘,下来后,她又仔细地把凳子擦了两遍。70平的房子,只打扫公共区域,她已经里里外外干了快一个小时。住户还是不满意,又提出很多要求,“一粒灰尘”也不许看到。
她有时会遇见这样的住户:洁癖、苛刻、死死盯着她。刘春燕肌肉绷紧,蹑手蹑脚,生怕做错了一点事。末了,住户大手一挥:“算了算了,就这样吧!”
刘春燕松了一口气,这已是她一天之内做的第5个保洁了。
她遇见过不少“难搞”的客人,有的挑剔,有的高傲。有一次,一位客人对她说家里少了东西,她几晚没有睡好。她面对衣着整齐的客人时,总是显得过于谦卑。
在她被客人呼来唤去的时候,徐明——刘春燕的一位长期客户——正坐在电脑前专注地修改bug,同事端来一盘水果,他头也没抬地塞了块儿在嘴里。
徐明的办公室铺着灰色的地毯,墙壁画有可爱的涂鸦,每人桌上都摆了一盆盆栽,光线明亮,窗明几净。比起被人吆三喝四,徐明的工作舒适、体面、受人尊重,把这个bug改完,他就可以下班了。
又是毫无惊喜的一天。这已经是他来北京的第二个年头,他时常要面临那种突然而来的恐慌,“总得安排点事情”,他想起家里需要保洁了。
出租屋
“您的生活真是幸福”,刘春燕常常笑眯眯地对徐明感叹,“一看您就是聪明绝顶的人。”在她看来,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的人,一定是非常有才能的。同样是出租屋,她的房间跟徐明的有天壤之别。
如果没有意外的事情打断,徐明的房子每月做两次保洁,一直是刘春燕提供服务,时间长久,他们偶尔聊上几句。刘春燕热情开朗,喜欢家常。徐明知道了她是东北人,有两个上大学的儿子,也知道了不同清洁剂各自的用途。
徐明性格内向,不喜欢说话。刘春燕只知道他的工作跟网络有关,但她知道问多了自己也不懂,她并不清楚,自己也被网络进O2O之中。
刘春燕把一堆洗涤用具搬到屋里,第一件事是打开APP,找到这一单的保洁信息,当着住户的面点击确认服务,接着就开始干活了。这一项流程对工作已半年多的刘春燕来说轻车熟路,花不了一分钟。
刘春燕会用到4种清洁剂,分别用来除油、消毒、洗涤、洁厕,刘春燕在参加公司培训时知道,这几种清洁剂是公司“借鉴德国技术”自主研发的,有时跟住户聊天,她爱把这个介绍给住户,完了会像模像样地总结一句:“我们打造品质!”
徐明和朋友合租的这套房子大概80平米,有宽敞的厨房和卫生间,还有一个不大但温馨的客厅,摆放着一个小沙发。刘春燕第一次到徐明家做保洁,就认定他是个有知识有才学的“大人物”,她称呼徐明总用“您”,有时会脱口叫他“领导”。
刘春燕住在离徐明小区不远的地方,骑电动车只需要十分钟。她住的是地下室。从一楼的一个小门往下走,经过一条长长的甬道,转个弯,就到了刘春燕的家门口。
这间不超过8平米的屋子,一打开门,就能看到占据最大面积的那张铁床。屋子是细长形状的,床头和床的两侧都紧紧贴着墙,没靠墙的床尾供人上下床用。
床尾紧挨着一张桌子,凌乱地放着几瓶调味料、几个塑料袋、几个碗盆以及一个电磁炉。这间逼仄的房间需要刘春燕每月支付600元。
刘春燕服务于房屋中介公司,为公司租户进行定期保洁。每天,她奔波于自己的出租屋与别人的出租屋之间,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10点,每一小时的埋头干活可以让她收入30块钱。刘春燕细致地把别人出租屋里的每一块砖擦亮,却无暇顾及自己满是灰尘的小屋子。
智能手机
刚拿到手机时,她连开机关机都不会。想试试给领班发一条“你好”,手忙脚乱中,她打了个“一”。刘春燕看着屏幕“发送成功”四个字,吓得惊慌失措,生怕被责怪。
徐明并不是刘春燕以为的“大人物”,他只不过是一款生活服务类APP的前端工程师,负责解决APP前端呈现的技术问题。2015年7月,他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,打算离开舒适的成都到北京打拼,学习软件工程的徐明正赶上移动互联网爆发的时代,他顺利找到这份月薪一万的工作。
有报告显示,截止2015年,移动端用户达到12.8亿,用户规模趋于饱和,智能手机设备占比94.2%。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起来一大批创业公司,其中生活服务APP崛起迅速,在2015高速成长应用top30中,生活服务相关应用占一半。
同样是7月,从东北经人介绍到北京来打工的刘春燕,也毫不自知地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列车,成为了倚靠小小的APP求生的人。她并不知道,她的工作与“大人物”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刘春燕是黑龙江人,46岁的她和丈夫肩负着供养两个儿子上大学以及结婚的重任。她的大儿子已经大四,就读于大连海事大学,二儿子在黑龙江研究学院念大二。来北京之前,刘春燕从未离开过黑龙江,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家养牛种地,维持着简单的生活。
2015年的夏天,刘春燕的丈夫在开农用拖拉机时,不慎弄断一根手指,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刘春燕对拉勾网说,她那时独自外出干农活,早上4点半出发,天黑回家,一天能赚160元。不久后,她经介绍决定去北京做保洁。
但这份“下体力”的工作唯一要求是——智能手机。刘春燕没用过,她看儿子用手机上网、聊天、视频,这对她太难了,她没想过要学。
刚拿到手机时,刘春燕很是茫然,她连开机关机都不会。公司的领班教了她很长时间,她才懂得开关机和打电话,发短信迟迟学不会。一天晚上,刘春燕在家捣鼓手机,想试试给领班发一条“你好”的短信,手忙脚乱中,她打了个“一”发送给了主管。
刘春燕看着屏幕“发送成功”四个字,吓得惊慌失措,耳朵一下子烧起来,她赶紧给主管打电话解释,生怕主管责怪她。“我们主管人好,没有怪我,这下我是不敢乱发短信了。”刘春燕懊恼了几天。
最初的日子里,对未知的恐惧笼罩着她。她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门保洁,她拖着东西进了住户的家门,慌乱地不知道该做什么,头一直低着,不敢看住户的脸。
现在,刘春燕已经能够熟练使用手机,随身配备两台智能手机,会聊微信QQ,跟住户聊天时,喜欢把儿子跟女朋友的照片翻出来给住户看。
在所有的保洁住户里,徐明是刘春燕最喜欢的那一类。徐明从来不催她按时到达,打扫时也不站在一旁检查,他常常待在自己的房间里,一眼都不会出来看,等到她打扫完去敲他的门,他才探出头,签完字,立马又回屋了。
她通常是在周末时去徐明家打扫,他常常加班,回家颇晚,这时候他就会给刘春燕打电话,把原本安排在工作日的保洁推迟到周末。刘春燕希望自己的儿子也像徐明一样“有出息”。
徐明是在大四的时候决定来北京的,虽然常常加班,但他的工作算是小有成就。有一次打车,师傅举着手机问他,为什么有明星给他发消息,徐明告诉他,这是一个活动,并不是真的明星发消息,而且,这个活动是他做的。
过活
2015年的年终大会,在几千双眼睛的关注下,刘春燕上台领奖,她出了一身的汗,紧张得一直低着头。轮到她发言时,她学着前面的人,声音颤抖地说:“感谢公司,感谢领班,感谢这份工作,让我的孩子能够上得起学。”
徐明的生活还算体面,电视上呈现出的北漂的艰辛,徐明没有体会过。他一来就住进了干净宽敞的小区,每天打车上班,9点后下班,打车公司报销。他吃自己想吃的食物,去想去的地方,下班回家刷朋友圈,周末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。
他连一次也没想过,在这个年代,自己认识的人当中,会有人因为舍不得买水喝而患病。
刘春燕初到北京时,身上带的一千多块钱很快就花光了。第一个月,刘春燕心里没底,不知道自己能赚多少钱,处处省着捏着。她每日只买馒头,就着家里寄来的干豇豆吃,她嫌北京新鲜蔬菜卖得太贵,从来不买。7月燥热难耐,刘春燕辗转于各小区之间,舍不得买瓶装水。
长期干渴,加上地下室湿热,刘春燕还未领到一分钱,就患了一次病。她在家歇了一天,再站起来时,发现浑身无力,身子直往下倒。她抱怨这的药太贵。她在东北的丈夫急了:“快回来吧,别死在北京了。”
起初,刘春燕不熟悉北京的地理位置,常常接到单子后找不到住户的家,她通常白天找地方,晚上干活。最费力的一次,她花了三天才找到那家,做了一次保洁后,那家人就搬走了。
第一个月发工资时,刘春燕领到了4180元。最多的一个月,她拿到7900元的工资。她吃穿住行全部的花费控制在一千元,剩下的悉数都寄给家里。
刘春燕在北京不认识几个人,她的生活圈子几乎就是她的同事。领班在北京工作十多年了,见了许多新鲜事。在刘春燕心里,领班是一个经历丰富得可以拍电视剧的人。
在她住的地下室里,隔壁也是和她一样的保洁,另一个较大的房间,住着一对夫妻和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,男人才27岁,是送外卖的。偶尔闲时,他们会坐在一起聊天。
他们都是倚仗移动互联网讨生活的人。送外卖的阿龙每天9点上班,外卖员集合后便分散到各处,阿龙爱待在麦当劳里,那里环境好,冬暖夏凉。外卖员们各自抱着手机,关注最新出现的配送单,谁手快抢到就谁送。每一单大概收入5到10元。阿龙每天可以做30单左右。
在送外卖前,阿龙原本是一名电气自动化调试员,他中专毕业,学习的就是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。妻子怀孕后,为了照料老婆孩子,他开始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。这个工作只在饭点忙几个小时,闲下来他就回家给老婆孩子做饭吃。
“这份工作能够让我自己安排时间。” 但阿龙从心底上是瞧不上这份工作的,他时常向人抱怨:“你要是找老公,愿意找个送外卖的吗?”
阿龙对这个社会的体会更为敏感。从农村到城市,他觉得自己和别人错开了一个阶层。有了孩子之后,阿龙常常想,别人家的孩子生下来就住大房子,睡小摇篮,上好学校,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窝在10平米的小房子里。想到这些,他心生愤慨,认为自己遭到了不公。
刘春燕从心底里是不认同阿龙的。她告诉拉勾网,她喜欢北京,她在这里赚钱,付得起孩子的学费,还见识到很多能干的先生女士,他们待她都很好。她觉得自己很幸运。
刘春燕春节回家,时常跟家人感叹自己进了一个好公司。这里不拖欠工资,干得多赚得多,年底的时候,每人发了200元的红包。
2015年的年终大会,刘春燕被公司评为优秀员工。在几千双眼睛的关注下,刘春燕上台领奖,她出了一身的汗,紧张得一直低着头。轮到她发言时,她学着前面的人,声音颤抖地说:“感谢公司,感谢领班,感谢这份工作,让我的孩子能够上得起学。”
理想和现实
刘春燕眼中的徐明仍是遥不可及的“领导”,徐明眼中的刘春燕,仍是没有烦恼的“过客”,互联网让他们产生了微弱的联系,他们都朝着梦想靠近,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发出叹息。
天已经黑了。徐明听到客厅刘春燕打扫的声音,忽然想起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。简单聊了几句,他出屋准备煮元宵。一袋儿太多,他煮了一半,剩下一半放在冰箱。刘春燕正在客厅做收尾的工作。
一阵无聊感涌上徐明心头。在北京这段日子,这种感觉时常淹没他,每个周末,他几乎只能宅在家里,在无数夜晚,看游戏看得睡着的时候,逢年过节一个人吃饭的时候。“这个城市太大了,去哪儿都很远,更不想出门。太无聊了。”
徐明刚来北京那会儿,公司的一位女同事笑话他的四川口音,一直到现在,也爱拿“刘奶奶喝牛奶”这样的话来逗他。他对拉勾网说,刚开始他挺介意,很快就发现,这个城市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口音。
他确信自己成为了北京的一员,但有时,他又觉得这个城市离自己很遥远。不久前一位同事结婚,买房首付就一百多万,还背了一身债。买房没钱,买车摇不到号,户口没着落,待在北京就待在了一个大问号里。前段时间他换手机,怂恿同事跟自己一起换,那些比自己工资高的同事一个个都舍不得花钱,“看他们那样节省,我自己也觉得压力很大。”
“我是一定要回成都的。”徐明很坚定,他计划好有点积蓄就回家。这样焦躁的情绪减轻了不少。“一年前我想出来闯一闯,闯了之后发现也不过如此。”
徐明有时会有些羡慕刘春燕。她总是笑嘻嘻地,好像什么也不会想,没有烦恼。刘春燕此刻想的是,不知道自己儿子在学校有没有吃元宵,一会儿回家打个电话。
刘春燕的大儿子过年把女朋友带回家,两家父母也见了面,女孩家境优渥,而自己家里什么也没有,这是刘春燕的一块心病,“不回去,不回去,至少要赚到帮他们买个房子。”
这是北京这座城市的神奇之处,它容纳所有人的梦想,承认每个人的努力。尽管,刘春燕眼中的徐明仍是遥不可及的“领导”,徐明眼中的刘春燕仍是没有烦恼的“过客”,互联网让他们产生了微弱的联系,他们都朝着梦想靠近,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发出叹息。
打扫完毕,刘春燕把所有的垃圾装进一个黑色大袋子里,收拾好东西,请正在煮元宵的徐明签字,然后说了声“谢谢”,离开了。
有那么一个瞬间,徐明想要把剩下的元宵送给刘春燕,这念头终究是一闪而过。刘春燕精神抖擞地骑上电动车,记起前一天打扫退租时捡回的一把面,打算回家去下面。
小区的门口围了一群人,正兴致勃勃地放礼花,礼花冲进夜色里爆开了亮眼的光,又星星落落地散落下来。刘春燕绕开人群,躲开烟火,径直往家的方向骑过去。
(文中刘春燕、徐明皆为化名)
编者按:在这座互联网连结的孤单都市,两个本来生活在平行世界的人,因为一款APP有了交集。人们因“需求与解决需求”产生短暂而又奇妙的交错,各种平台为人们画出两点间最近的直线。在未来,人、平台、需求将会产生多如繁星的交点,城市和生活因此多了无数可能。自如时刻准备与每个认真生活的人相遇,从找房到搬家,从保洁到日常咨询,让你和理想中的好房子、好服务离得更近些。
本文转载至齐鲁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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